五个包裹

五个包裹
——献给一位乡下的母亲

一
只差两元五角，五个包裹没能寄出去。
“要是那个营业员在就好了。”走出邮局的时候老人想。

八年前他第一次来邮局，一进门，那个年近四十的女营业员便象见了老熟人似的隔着柜台打招呼：“老人家，是不是给你的儿子们寄花生来了？”
此前都是他的小儿子来寄的。
“我认识你的小儿子。”她笑盈盈地回答老人疑惑的目光，“每年腊月底他都要带着五大包头花生来一回。上一次我和他开了句玩笑，他大概受不了，不肯来了，是吧？”
“我这小儿脸皮太薄，一点也不像他那五个哥哥。”老人说。
“他觉得这年头寄花生太丢面子了。唉，我真不该和他那么开玩笑。我说：‘这年头还寄花生呀，够邮费的吗？’你儿子怎么说的？——‘两个糊涂老祖逼着，有什么法子，总不能把这五包累赘丢到沟里去吧。’您听听！不过说归说，五个包裹还是寄出去了，没有丢到沟里去。”
笑谈间，邮寄手续办好了。
从那年开始，老人每年来邮局一回，每回都要和她谈一会儿他的六个儿子。
有一年，是前年，他的五儿子死了，腊月底他依旧带着五个包裹来邮局，把五儿子的死跟她说了。她陪老人伤感了一会儿，说：“你应该把这个包裹换成你儿媳的名字。”老人告诉她，儿子的死讯一直瞒着老伴，每次寄包裹的时候老伴都要挨个又摸又看的，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有什么异样她总能一眼看出来。她总是眼看着小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那五个儿子的地址、名字挨个写在包裹上，有一次小儿子写错了一个字，她居然看出来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位营业员叹口气，热泪盈眶。

这一回，老人比往年来得早。
这一回，他很想和那位营业员谈谈他的老伴。他的老伴病了。病得很厉害。他想打电话叫所有的儿子一起回家一趟，但老伴执拗地阻止了他。儿子们都已成家立业，都很忙很累，她不愿惊动他们。在她的想象中，那五个儿子远居天边，回家一趟要经过长途跋涉、艰辛异常。她知道他们想着她。她也想着他们，每年能给他们每人寄去一包花生，这就行了。
但这一回，那位营业员不知怎的没在。坐在她那里的是一位年轻的营业员。年轻的营业员正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对老人、包裹、包裹里的花生一概不感兴趣。
“三十二元五角。”年轻的营业员说。
“往年都是二十几元。”老人说。
“邮费涨了。”她把脸朝对面的墙壁一扬。墙上张贴着邮费调整的最新告示。
老人的身上只有三十元。
“差两元五角。”老人说。
年轻的营业员把一只手臂伸到柜台上，等着那两元五角。
“没有了。”老人去身上搜索了一会儿，叹口气。
营业员将手臂收回去。“你寄还是不寄？”
“能不能先欠着，我打欠条……”老人结结巴巴地说着，对自己的请求一点信心也没有，因为，他注意到营业员一直皱起眉头、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仿佛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赶紧调转话头：“嗯，那个……那个女同志今天没来？”
“哪个女同志？”
“就是那个——我忘了她姓什么，每年这时候她都坐在这里……”
“你说的是老杨吧？”旁边另一位营业员说道：“她调走了。”
“调哪里了？”
“不知道。你到底寄不寄？”年轻的女营业员厉声说道，显然是不耐烦到了极点。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这种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人呢。”老人想，一赌气脱口而出：“算了，不寄了！”营业员立即像解脱了似的狠狠地剜了他一眼，把五个包裹朝柜台上一推，继续想着自己的心事。

“要是那个营业员在就好了。”走出邮局的时候老人一遍遍地想。一个好人。她会借他两元五角的。或是劝他干脆只寄四个包裹。给五儿子的那个包裹不寄也罢。去年寄给五儿子的包裹给退了回来，包裹上贴了张纸条申明退回的理由——“查无此人”，但没让老伴知道。
可是这一回，五个包裹，一个也没寄出去。

回家的路上，老人一直在生那个年轻的营业员的气，生自己的气，后来走出小镇，到了村头，他又生起老伴的气来。
“小儿子说得好，什么年代了，谁还稀罕你这一包花生。”老人说，“就为了这五包花生，害得我八十多岁了还得开荒种地。”
每当他在村北岭那一小块地里忙活的时候，碰到他的人便说：你这老头真想不开，五个儿子在外头，每年都寄钱回来，还种什么地啊。
老人知道，只要老伴还活着，这块地就得留着种下去。哪怕只种花生。每年至少要收获五包花生米。当然了，这块地每年不止收获五包花生米。每年的五包花生米都是老伴从三大袋花生里一粒一粒精心挑选出来的。
不过，也许今年这是最后一次给儿子们寄花生了。秋天，刨完花生，老伴病倒了。往年，都是腊月底给儿子们寄包裹，但今年，提前了一个月。老伴坚持叫他用小车推着去集市，买回一大捆白布，扯下一块，花了一夜功夫做成五个包裹，将晒干剔好的花生米装满、缝好、写上名字和地址，然后，催他快点寄出去。
这会儿，她正躺在炕上，等着他的消息。他呢？五个包裹，一个也没寄出去。

看到村北岭的那块花生地了。地头上竖着一垛花生秧。今年买的两只羊就拴在垛旁。有一只羊怀了羊崽。估计再过半个月，他就能象村里的老李头那样牵着一群羊到处转悠了。养羊比种地要划算多了。他再也不想种地了。


二
五天后，老人让小儿子给另四个儿子一一去了内容雷同的电话：老母病故，后天出殡。
出殡的前一天下午，四个儿子都到齐了。
这是二十多年来四个儿子首次一块回家。
“要是老五还活着的话，今天肯定会凑齐的。”老人想。
从前，小儿子和几位哥哥的关系搞得很别扭，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他们的内心里怀着同样的悲痛，一见面便相拥在母亲灵前，为母亲、为前年死去的一个亲兄弟哭泣着，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啊。　　　　　　　　　　　　　　　　　　　　　　　　　　
老人也被儿子们的和解深深地感动了。他很久以前就巴望着有一天所有的儿子们一起回家，最好站成一排，站在村里人的面前；在村里人的注视下和感叹声里，他这个当父亲的会感到多大的满足啊。想当年，他一个个地把他们送出去，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打工的打工，最后，只有一个儿子回家了，另外五个天南地北各居一方，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更不用指望一起回家了。
今天，为了母亲，儿子们总算一起回家了。还带着媳妇、孩子。家里一下子添了这么多人口。尽管少了一个儿子，尽管老伴去了，但明天出殡的时候，村里人仍会看到一派人丁兴旺、后继有人的景象。明天中午，他还要请亲朋好友、请主持丧事的和村里当官的到家里来吃饭，那时五个儿子都在场。可惜，老伴没有福分看到这个场面了。

母亲的灵堂设在堂屋里。遗体放在一张木板上，蒙着一层黑布。
晚上，五个儿子穿着母亲一个月前缝制好的孝衣，坐在铺了一层干麦秸的地上，为母亲守夜。
母亲是在深夜死的，死得悄无声息、毫无痛苦。这一点从母亲安详的遗容上也能看出来。这给了儿子们极大的安慰。
夜深了。明天还要早起出殡。媳妇们、孩子们都回到小儿子的家中睡去了。父亲陪他们坐了一会儿，点了几张烧纸，说，“你们都打个盹吧，明天还得早起，别太累了。”
父亲去锅屋里的炕上躺下了。
五个儿子嘁嘁喳喳地谈着明天出殡的事。明天够他们忙活的。说好了丧葬费由四个哥哥平摊，弟弟只管操办。时间仓促，老三厂里有急事，老二后天还要出国，都很急，因此，为母亲立碑的事暂且拖一拖，明年清明节时再办，当然费用还是由四个哥哥平摊，弟弟只管操办。
他们接着谈到老家，谈到村里和小时候的一些事，慢慢地从丧母的沉闷气氛里摆脱出来，有个儿子谈到小时候在村头树林子里抓姐蛉龟的事，忍不住笑出了声，但突然目光触到母亲的骨灰盒，脸上立即恢复悲伤的表情。　　　　
　　到了后半夜，他们的谈话声低沉下来，慢慢地被院里的风声淹没了。
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麦秸堆里，睡着了。

他们的父亲一直没睡着。
儿子们说话的时候，他躺在炕上听着。一句也听不清。能听着他们的声音就行了。多年没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啊。
到了后半夜，一片沉寂。估计儿子们睡着了。他想到那只羊就要下羊崽了，得下去看看它。
朝灯光昏暗的堂屋里看了一眼。儿子们都睡着了，打着呼噜，象小时候躺在炕上、躺在父母的身旁一样。
轻手轻脚地来到草棚。给羊抱一些草料。草棚里窸窸窣窣一阵响。蓦的想起：五天前他把那五个包裹藏在草棚里头的一个木头箱子里，莫非被老鼠糟蹋了？
草棚里没掌灯。老人打开手电，打开箱子。还好，五个包裹，象五个婴儿，好好地躺在箱子里。
看着它们，他突然一阵懊悔。他哄骗了老伴。他没能完成她最后的遗愿。他没想到她那么快就去世了。儿子们是不会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以后，他就成了这茫茫世界中孤零零的一个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鳏夫。
他两手抚摸着那五个胀鼓鼓的包裹，把苍老的脑袋贴上，无声地哭了。这是老伴死后他第一次哭，哭得十分哀疼，久久地不想起身。
后来，他听到身后一阵响动，赶紧抹掉眼泪，扣上箱子。
是他的大儿子。
“给羊添点草。你怎么起来了？”老人说。
“我想去趟茅房。”大儿子说。
“拿着手灯。”老人把手电塞给儿子，给羊添了草料，又对儿子说声：“睡吧，明早我叫你们。”便回锅屋里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大儿子来到草棚，打开那个箱子——小时候，这个箱子就在他们兄弟六个的床头上，母亲经常象耍魔术似的从箱子里取出一些稀罕东西分给他们。
五个包裹。
他把包裹一个一个地拿出来，双手搂在胸前，抱到堂屋里。他的啜泣声把另四位兄弟惊醒了。
“这包是我的。这包是老二的。这包是老三的。这包是老四的。这包——这包是老五的……”
大哥按包裹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分着。每个兄弟一个包裹。老五的包裹给了最小的弟弟。兄弟五个手抚着包裹，不时看看母亲的骨灰盒，无声地、久久地哭泣着。似乎刚刚意识到，世界上最爱他们的那个人已经永远地离去了。
在另一间屋里，他们的父亲睡着了。正在梦着村头上的那块花生地。还梦见了小镇邮局的那位好心的营业员。